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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載坖其實很清楚，私鑄銅錢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可避免，雖然在大明，對于私鑄制錢，大明律有明文規(guī)定：“凡私鑄銅錢者，絞。匠人同罪。為從及知情買使者，各減一等。告捕者，官給賞銀五十兩。里長知而不首者，杖一百，不知者不坐。若將時用銅錢剪錯薄小，取銅以求利者，杖一百。

大明對于私鑄銅錢處以重刑，但是在實際執(zhí)行中國家對私鑄的法律條文似乎并沒有得到嚴格執(zhí)行，且不禁私錢流通。盡管不少官吏多次上疏，要求禁止私錢，但是皇帝對此都置之不理。

朝廷屢申禁令，要求嚴禁私錢，京師和四方私鑄盛行私鑄利潤豐厚，達到一二倍。盜鑄原因也在于此。故此朝臣奏請朝廷張榜頒布敕令禁約盜鑄行為，主犯應(yīng)予以發(fā)配充軍，以警盜鑄者。情節(jié)輕者，則酌情論罰，許以贖罪懲處。

實際上朝廷對于私鑄的行為比之大明律已經(jīng)減輕了處罰，這種處罰根本不足以震懾這幫私鑄制錢的人。這些私錢的泛濫，嚴重影響了官錢的流通。

對私鑄問題始終未能拿出有效的處置措施，甚至某些時候 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(tài)度。弘治初年以恐懼私鑄而一再推遲至弘治十六年才鑄造弘治通寶。同時頒布嚴禁鑄詔令，但是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。至弘治十八年民間私鑄盛行直接導(dǎo)致本朝通寶乃不得行。謝遷等大臣尖銳指出：“私錢不禁則 官錢決不能行”。

隨著私鑄的盛行，大明甚至出現(xiàn)了劣幣驅(qū)逐良幣，原禮部侍郎陸深說其少時所見民間皆用宋錢，雜以金元錢，謂之好錢。偶用唐代開元錢。反謂明代國家新鑄制錢為低錢，二文折合好錢一文行用。至弘治末年，各類古舊好錢也不用了，市面上流通的盡是低錢，謂之倒好。

楊廷和也說：“正德七年，京師市易用夾銅錫錢，極薄小，以二折一，謂之倒好?！碧O(jiān)張永奏請禁止之，只許用好錢，規(guī)定每銀一兩市錢七百文。結(jié)果出現(xiàn)射利之民，競收舊錢藏之，專用新錢。

朝廷規(guī)定的銀錢比價根本沒有任何意義。現(xiàn)在的問題是朝廷鑄再多的錢，都無法用于流通，獲取錢息，嘉靖以來新鑄的百十萬貫制錢，都躺在內(nèi)庫里吃灰呢。所以這次朱載坖索要宗祿，嘉靖干脆就把這些制錢按照官價折銀給了朱載坖，不得不說，嘉靖對朱載坖真是父愛如山體滑坡，有種你拿去給在京的官吏發(fā)工資嘛。

李春芳就在東南，對于南方私鑄制錢的事情是十分了解的，私鑄的原因很多，它的出現(xiàn)與貨幣本身屬性、貨幣供給以及官鑄銅錢的優(yōu)劣有關(guān)。私鑄出現(xiàn)的首要原因是銅錢作為輔幣，它的幣面價值高于它作為金屬本身的實際價值，是不足值的貨幣，其價值由錢幣的個數(shù)決定。一般來說，銅錢鑄造本身會帶來豐厚的鑄息，即單位重量的銅錢的面值與其金屬價值、鑄造費用的差額。民多好利，遂鋌而走險盜鑄取利。

有明一代，總體來說銅錢的鑄造數(shù)量不多， 而且有相當(dāng)一部分貯存在國庫中，退出流通領(lǐng)域，因此只靠官鑄錢， 是不足以滿足社會對貨幣的需求的。國家雖有法令禁止銅錢的私鑄， 但卻對私錢的流通采取默許的態(tài)度，只要鑄造的銅錢不影響流通都是允許的。市場上流通的本朝制錢很少，相反社會上大量周流的是民間的私鑄錢以及前代的古錢。

對此，李春芳無奈的說道：“惜銅愛工，錢即惡薄，私鑄繁興，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