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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朱載坖顯然不是這么認為的，朱載坖認為，當下的情況和庚戌之變時已經完全不同的，從俺答這一方來說，庚戌之變時，俺答正是剛剛統(tǒng)一土默特部，無論是聲望還是 兵力，都是極為強勢的時候，可以輕易聚集起十萬之兵，破關直逼京師城下，而現(xiàn)在俺答顯然已經無法再像嘉靖二十九年一樣集中十萬之兵南下了。

不光是土默特部內部有人反對他，察哈爾的打來孫也不是什么善類，俺答必須留下自己的心腹在草原上，所以能夠動用的兵力是大不如前，還有就是自嘉靖三十四年以來，俺答多次寇邊均以失敗告終，板升還被馬芳偷襲得手，這些事情都極大的挫傷了俺答的聲望，使得蒙古人南下的意愿不足。

而從大明來說，也和嘉靖二十九年不一樣了，嘉靖二十九年是什么情況？官軍一觸即潰，俺答長驅入內地，營于潞河東二十里之孤山、汝口等處，京師震恐。時京師兵籍皆虛數(shù)，京營只四五萬，半為老弱，半為內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。又缺少戰(zhàn)具甲仗，戰(zhàn)斗力很差。

嘉靖不得已下詔勤王，結果大同、保定、延綏、河間、宣府、山西、遼陽七鎮(zhèn)援兵，僅僅來了五萬人，而且缺乏糧秣，士氣低落。經過這么多年的整頓，京營比之之前還是要好了不少，同時九邊的官軍也相對有了一些戰(zhàn)力，這次朝廷僅僅調用了京操官軍、宣府、遼東、昌平、真保鎮(zhèn)援兵，就已經有五萬余了，戰(zhàn)斗力也比之前好多了。

朱載坖認為，完全不必過于驚慌，和庚戌之變比起來，這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庚戌之變是什么情況，當時京師內外無兵可用，嘉靖不得已令集兵民及四方應舉武生守城，并飛檄召諸鎮(zhèn)兵勤王。甚至當時連嘉靖都說出了茍利社稷，皮幣珠玉非所愛這樣的話來了，可見形勢之危急。

現(xiàn)在的情況是遠遠不如當年的危急的，所以對于言官們聲稱這次和當年的庚戌之變一樣，朱載坖認為完全是一派胡言，敵我形勢已經發(fā)生了巨大的變化，言官們純粹是故作驚人之語。

朱載坖認為，現(xiàn)在官軍雖然初戰(zhàn)失利，但是形勢并沒有失控，官軍內線作戰(zhàn)，軍餉糧秣也尚算充足，俺答遠道而來，迄今為止沒有攻破大明一座州縣，僅靠野外掠奪，不可能支撐俺答的五萬大軍，蒙古人也是人，也要吃飯的，長期相持，并不利于蒙古，官軍只要持重用兵，等待機會，只要俺答露出疲態(tài)，就可以抓住機會，重創(chuàng)俺答。

朱載坖的這些話，當然不僅僅是給講官們說的，而是希望通過講官們之口，流傳到朝廷里去，現(xiàn)在言官們已經開始鼓噪起來，認為上至兵部尚書楊博、薊遼總督唐順之、薊鎮(zhèn)總兵歐陽安等人，都應該為此承擔責任，他們瘋狂的彈劾在前線指揮作戰(zhàn)的文武官吏，這點是朱載坖極為不滿的。

前線將士正在浴血奮戰(zhàn)，這些言官卻在無事生非，擾亂軍心，這是朱載坖所不能接受的，即便是要追究責任，也要等到戰(zhàn)事結束之后再說，現(xiàn)在就瘋狂的彈劾，成什么體統(tǒng)？

朱載坖的話通過李春芳等講官們流傳到朝廷中去了之后，不少官員們也認為現(xiàn)在的言官們實在是有些過分了，而且朱載坖這是在為唐順之等人撐腰，畢竟朝野都知道唐順之也是朱載坖一力提拔起來的，朱載坖的這番言論也是變相的支持唐順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