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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不出講官們的所料，盡管內閣已經竭力壓制，左都御史周延也再三警告這些言官們，不要妄言國本，但是根本擋不住這些瘋狗，他們紛紛上疏彈劾朱載坖，認為朱載坖作為皇子，不應當妄言國事，而是應該是在府內讀書，而不是上疏言事。

言官們要求嘉靖訓斥朱載坖，令他回府讀書。

言官們上疏之后，講官們也不甘示弱，針對言官們的上疏，予以反駁。講官們引經據典，甚至援引朱元璋的皇明祖訓，以及永樂之后的各種例子，說明即便是朝廷對藩王們嚴厲約束的時候，藩王們在地方并非絕對不問時事，他們可以就地方事務進行奏報，甚至勸諫皇帝。

朱載坖上疏言事，并沒有什么錯誤，采納與否，是朝廷有司的事情，言官上疏，頗為無理。

講官們的奏疏和言官彈劾朱載坖的奏疏內閣都不敢擬票，也不愿意擬票，全部上奏給嘉靖，嘉靖看都不想看這些玩意，直接對黃錦說道：“黃伴，將這些奏疏都留中不發(fā)，朕不想看，叫江東趕緊上疏來！”

嘉靖和內閣都要兵部尚書江東對朱載坖的奏疏作出回應，現在頭昏的是這位新任兵部尚書了。江東把朱載坖的這份奏疏翻來覆去看了又看，召集太仆寺、兵部車駕司等有關的官員商量，江東提起筆，準備寫給嘉靖的奏疏。

江東首先回顧了大明的馬政，其實大明從一開始就缺乏馬匹，主要是由于前元的擴馬制度，元代為加強統(tǒng)治力量，把搜刮民馬及兵器當作統(tǒng)治的重要政策。括馬，一名“刷馬”，又稱“拘刷”， 因應軍事急需，平價和買民間馬匹古已有之，除非十萬火急時才采取這種辦法， 而元代括馬則是常態(tài)化的，等同公開掠奪。

蒙古人將漢地的馬匹搜刮一空，導致即便是元末大起義時，各路義軍的馬匹是極少的，到太祖建立大明的時候，官軍仍然是非常缺乏戰(zhàn)馬，所以大明缺乏戰(zhàn)馬并不是現在才有的問題，而是與生俱來的問題。

為此，江東還引用太祖給成祖的上諭說明此事，洪武三十年，成祖和晉王統(tǒng)兵北伐，討伐北虜，太祖在上諭中說：且以知己言之，我朝自遼東至于甘肅，東西六千余里，可戰(zhàn)之馬，僅得十萬。京師、河南、山東三處，馬雖有之，若欲赴戰(zhàn)，粹難收集。茍事勢警急，北平口外，馬悉數不過二萬，若逢十萬之騎，雖古名將，亦難于野戰(zhàn)，所以必欲知己。箅我馬數如是，縱有步軍，但可夾馬以助聲勢，若欲追北擒寇，則不能矣。

今爾等率數千馬，離開平三四百里，駐礦塞中，況無輕騎遠偵，以知敵情，設使胡兵數萬晝潛夜行，隱柳藏荻，粹然相遇，彼以數萬，我以數千，何以當之？若欲縱轡馳行， 其將何以全軍士哉？今吾馬數少，止可去城三二十里，往來屯駐，遠斥堠，謹烽燧，設信炮。粹有警急，一時可知，胡人上馬動計十萬，兵勢全備，若欲折沖鏖戰(zhàn)，其孰可當？爾等不能深思熟慮，提兵遠行，不與敵遇，則燒幸耳！設若遇之， 豈不危哉？方今馬少，全仰步軍，必常附城壘，倘有不測，則可固守保全，以待援，至此上策也。

即便是到了洪武三十年，大明可用之馬只有十萬之數，這還是繳獲了蒙古大批戰(zhàn)馬的結果。大明前期，對蒙古屢戰(zhàn)屢勝，可以繳獲大批的馬匹，以資軍用。如戰(zhàn)爭俘獲與邊將遞送。如洪武三年四月，大將軍徐達大勝擴廓帖木兒于 安定沈兒峪，擒獲元貴族官員一千八百六十五人，將校、士卒八萬四千五百余人，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佘匹，橐輪、騾驢雜畜稱是。